看完电影《南京照相馆》，王光皓久久未能回神。影片中南京市民的抗战精神让他振奋，同时又感觉熟悉，“很多中国平民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历史。”王光皓说。
他所说的“中国平民”，也包括他的太爷爷王耀庭，魏特琳日记里提到近百次的“big wang”。
“big wang”是谁？
“big wang”是谁？二十多年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也在问。
魏特琳在王耀庭照片下注明“big wang”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魏特琳日记原稿在美国被发现，2000年《魏特琳日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魏特琳近60万字的日记中，人们发现，“big wang”出现近百次，被魏特琳称为“中国最好的老师”。依据日记与其他史料，“big wang”和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等人坚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难民收容所，先后保护了1万多名妇女和儿童。
“金女大当时有一个校友群，研究人员就把‘big wang’的照片放上去，问谁有这个人的信息？恰好，我大姑妈是金女大毕业的，也在校友群里。看到照片，认出这人就是我的太爷爷王耀庭。”王光皓说。“big wang”身份自此浮出水面。
王光皓告诉记者，他们家族早年是从山西迁到南京来的，到他太爷爷王耀庭这一辈，已经有好几代人定居在此，可以说是“老南京”了。“我太爷爷的父亲大概是给盐商管账的，家里条件还可以。他比较重视教育，再加上我太爷爷兄妹六人，只他一个男孩，所以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我太爷爷本来想经商，但他父亲不同意，就是要他学习。”
王耀庭毕业于南洋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英文非常好，毕业后到华言学堂教授任教。华言学堂是为了给西方传教士或来华工作的外国人提供基础中文训练的地方。
魏特琳到金陵女子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在华言学堂学习语言，自此和王耀庭相识。“我的太爷爷是魏特琳的中文老师这件事，其实在我们家一直都没有提起过。”王光皓说，他小的时候，只听家人提过，太爷爷王耀庭是教外国人中文的，跟美国人是有关系的，“具体是哪个美国人从来没有提及”。直到《魏特琳日记》被发现，“big wang”身份被揭开，他才对太爷爷的人生经历有了更深的了解。
为什么会被叫“big wang”？“这个称呼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因为个子比较高吧。你看我太爷爷的合照，也能看出来，他身高确实比身边的人要高一点。”王光皓目测，他太爷爷身高大概在1米8左右。日本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他查阅大量史料，撰写了《难民区百日》。书中，他这样描述王耀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有一位叫‘大王’的高个子中国职员，奋力帮助魏特琳。”
难民营岁月
在魏特琳留下来的资料照片中，王耀庭是一副中年人的形象。“我的太爷爷是1885年生人。和魏特琳相识很早，深度接触是在1937年，那时他已经52岁了。”王光皓说。
对王耀庭在南京沦陷前后的那段历史，王光皓是从他爷爷的回忆以及魏特琳日记中知道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王”带着部分家人照了这张相片
南京沦陷前夕，魏特琳邀请王耀庭一家到金女大避难。她在1937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大王’（以前是语言学校的）把他的家人接来，住到东院去。他很担心把家人留在自己家里。由于闵先生走了，我很为将来可能要写的中文信件以及同城里的联系担心。现在这个安排解决了我们两个人的问题。”4天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大王’把他的家搬到东院来了。”也就是这天晚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南京安全区的位置与范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指定为专门收容妇女与儿童。
据王光皓的了解，这场战争让王耀庭一家人离散四方，他的长子王瑞鼎毕业于黄埔军校，接到军事任务，离开南京前往广州。大女儿王惠芬已婚，随丈夫迁往重庆，二儿子王瑞临也随金陵大学迁去成都。留在南京的，就是王耀庭夫妇，有身孕的大儿媳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他的二女儿王惠兰、三儿子王瑞颐和四儿子王瑞豫。
在安全区内，王耀庭是魏特琳的翻译、助手以及私人秘书。他帮助管理难民营的安全、饮食、卫生等诸多服务工作，“难民收容所”那几个大字也是王耀庭所写。
虽然是安全区，但每天还是有日军试图闯入校园。王瑞颐就亲眼看到，王耀庭与魏特琳为阻拦日本士兵入校受辱的场景。据其生前回忆：“我看到一次（日本兵）打华小姐（魏特琳中文名华群），打我的父亲，而且叫他们跪下。”
为抗议日军的残暴行径，魏特琳多次前往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作为私人秘书，王耀庭陪伴在侧。
从1938年1月开始，不断有难民向魏特琳和王耀庭求助，说她们的丈夫、儿子、兄弟被日军关在了模范监狱。王耀庭负责登记造册，并与魏特琳一同筹划营救行动。在1938年3月17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述：“今天下午，王先生和我制定出一个计划，为争取从模范监狱释放平民囚徒的请愿书收集签名。”在他们的努力下，1938年6月3日，有三十多位平民获释。
王耀庭的存在，让魏特琳感觉到“真是上帝的恩赐”。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连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王耀庭对魏特琳是非常大的支持。从《魏特琳日记》等资料中可以看出，他帮助难民登记、协助管理难民所，包括在办难民学校过程中，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他们也是英雄
依据史料，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难民还家，并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但魏特琳继续开办培训班、学校，以教学为掩护，收容了数百名女性。1938年9月，又为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这期间，王耀庭一直协助魏特琳，还担任班主任和国文教员工作。
1940年5月，魏特琳因病回美国，1941年5月14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55岁。消息传来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耀庭“很难过，感到很惋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日军改为“日军南京防卫司令部”，实验中学被迫停办，王耀庭回到止马营27号的家。此后，他又被聘任到南京市立第一女子中学（今南京市中华中学），担任古文老师和教导主任。1948年，王耀庭退休，1959年7月28号去世。
跟随王耀庭进入安全区的三个孩子，也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魏特琳日记中写到：“邻里学校的学生、‘大王’的3个孩子和程夫人的孙子都担任了‘引导员’，他们带着袖标，看起来很重要。”“当时东院附近靠近围墙篱笆的地方有一个粥厂。我们一些年轻人就由华小姐（魏特琳中文名华群）组织起来，像我跟我弟弟、姐姐，围上一个白布的袖标，上面写着‘服务员’。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两次在粥场门口引导难民排队按秩序领粥。”王瑞颐生前回忆。后来他从中央大学毕业，在玉门炼油厂担任总工程师，退休前调回南京。
王光皓回忆，“big wang”身份揭开之后，中央电视台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找到王瑞颐，他帮忙辨认资料图片，讲述他所知道的那段历史。
约翰·拉贝在告别演说中说：“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王光皓很赞同这句话。他认为，“当时有很多无名的中国人在帮助我们的同胞。我的太爷爷被记录下来了，但是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大力宣传，但我认为他们就是英雄。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感谢南京历史文化研究者王浩对本文的帮助）
校对 朱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