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依平
刘依平 刘彦君
●清代学者虽鄙夷明代学术空疏，但也承认《泰泉乡礼》“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并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与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并列。《泰泉乡礼》成为“四库”中的唯一一部乡礼著作
●今日两广地区宗族、村社、乡里等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礼俗、信仰等民间文化，仍或多或少地遵循着《泰泉乡礼》之遗规。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泰泉乡礼》可以与现代治理需求相结合，为健全现代基层社会民主协调机制、建构和谐有序活力充沛的基层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传统智慧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规范的总称。从先秦到隋唐，贵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彼时的礼仪设计均以贵族官员为主体，表现为王朝礼仪和贵族家庭礼仪，一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则遵循礼俗的约束，形成了“礼详于上而略于下”的情形。唐宋之际，贵族社会解体，起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平民社会，自然也产生了新的礼仪需求。有鉴于此，宋代许多著名学者纷纷致力于民间礼仪实践手册的制定。譬如司马光面向士大夫制定了《书仪》，蓝田吕氏家族面向宗族和乡里制定了《吕氏乡约》，朱熹面向士大夫与平民家庭制定了《家礼》。这股平民化的礼学潮流，深刻地影响了宋以后的民间社会。
迤及明代中期，受到中央政府控制力量减弱、地方势力膨胀、文官系统陷入周期性疲弊、商业化的高度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传统社会秩序面临巨大威胁，具体表现为士风败坏、民众叛变、贫富分化、土地集中、户籍空虚、佛道礼仪取代儒家礼仪等等。面对基层社会的种种失范情形，陈献章、丁积、王守仁、黄佐、湛若水、叶春及等著名学者与地方官员，纷纷在江西、湖南、福建、广西、广东等地推行乡约乡礼，力图重建王朝统治的道德伦理基础，恢复地方社会秩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黄佐及其编撰的《泰泉乡礼》。
黄佐（1490—1566），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才伯，号希斋，晚号泰泉，曾任广西提学佥事、南京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等职，官声卓著；学宗程朱，著有《诗经通解》《礼典》《乐典》《广西通志》《广东通志》《广州府志》《香山县志》《理学本源》《泰泉集》等著作共计三十二种近六百卷，遍布经、史、子、集四部，被学者尊为“百粤儒宗”。据《年谱》记载，《泰泉乡礼》初稿撰写于嘉靖七至九年（1528—1530）督学广西期间。嘉靖十年（1531），黄佐致仕乡居，曾在香山推行乡礼。不晚于嘉靖十二年（1533），广东布政使司左参政徐乾主持刊刻了《泰泉乡礼》六卷，分别为乡礼纲领、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各一卷。嘉靖二十八年（1549），黄佐又从《仪礼》中摘出士相见礼、投壶礼、乡射礼，加上奏乐音法，补充为第七卷，并由香山县令邓迁重新刊刻。
清代学者虽鄙夷明代学术空疏，但也承认《泰泉乡礼》“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并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与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并列。作为“四库”中的唯一一部乡礼著作，《泰泉乡礼》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明确了以礼治乡的基层社会治理原则。明代以前的礼治主张，主要表现为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其根本思路在于通过完善个体道德修养，巩固社会伦理基础，实现国家政治的良性秩序。在这一礼治思路中，家与国之间存在着空间性的断裂，并伴随着民间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结构性的不足。黄佐等明代学者认识到“乡”和“乡礼”的重要性：“乡者家之积，推之天下而准者也。故礼行于乡而王道备矣。”于是提出了“以礼治乡”的基层社会治理思路，即以“乡”为关键场域，以“礼”为治理手段，兼顾大一统政治统治和多元化地方自治，用乡礼建设统摄修身、齐家、治国等多维目标，对基层社会礼仪精神、组织架构、礼仪流程展开总体设计。通过《泰泉乡礼》的编纂、刊刻、流布，明代学者弥补了前代礼学的缺陷，同时也积极回应了时代问题。
二是建立了体系完备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泰泉乡礼》取朱子《小学》的立教、明伦、敬身三大宗旨，以及朱子《家礼》冠、昏、丧、祭四种礼仪，制定了“乡礼纲领”，作为乡礼的礼仪精神和前置条件。在此基础上，《泰泉乡礼》设计出一整套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即“一曰乡约，以司乡之政事；二曰乡校，以司乡之教事；三曰社仓，以司乡之养事；四曰乡社，以司乡之祀事；五曰保甲，以司乡之戎事”。乡约是基层社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为约正和约副，均由地方民众公推产生。乡校是地方教育机构，不仅负责地方子弟教育，同时还承担着道德教化和监督功能。社仓为地方治理提供所需的财物，同时也为地方慈善事业提供支持。乡社是地方性宗教祭祀场所，主要祭祀五土、五谷等官方承认的正神。保甲是地方治安机构，主要起到登记户口、防御盗贼的作用。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五大机构，从行政、教育、经济、信仰、治安五个方面建构起一个严密的地方治理体系，为“以礼治乡”提供了具体路径。
三是集历代乡治思想之大成而着意于实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泉乡礼》并非黄佐向壁虚构的结果，恰恰相反，无论是乡礼纲领的礼仪精神，还是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的制度设计，均有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具体而言，《泰泉乡礼》的文献来源有三。一是宋明理学家的著述，包括蓝田吕氏家族的《吕氏乡约》、朱子的《家礼》《政训》、真德秀的《政经》、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它们从理学内部为《泰泉乡礼》提供了合理性支持。二是明代的政令制度，包括《大明会典》《教民榜文》《见行事例》《保甲条约》《保甲条件》，以及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莫作非为”，它们为《泰泉乡礼》主张基层社会自治提供了合法性源泉。三是地方治理实践经验，例如朱熹的社仓制度、王守仁的十家牌法，以及昆山魏氏、莆田郑氏、庐阳吴氏、晋江曾氏的乡治措施，它们为《泰泉乡礼》提供了可行性参考。由此形成的《泰泉乡礼》，将学理上的道统、政治上的治统、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合而为一，从而具有了集大成的意义。
故明嘉靖十四年（1535）正月，广州番禺、南海、新会等县发生水灾，广东布政使司即将《泰泉乡礼》“遍发所属州县，每里各给一部”，用于建构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时任两广总督祁贡即取《泰泉乡礼》一书，“特捐廉俸，刷印通行”，以图恢复地方元气。由此可见《泰泉乡礼》一书颇得治粤官员的重视，也确曾在广东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过作用。
2024年10月，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黄佐及其祖黄瑜、父黄畿的家族墓葬。岭南大儒黄佐及其《泰泉乡礼》再一次引发公众关注。作为明代理学家整顿地方秩序以实现外王理想的重要方案，《泰泉乡礼》妥善平衡了国家权力与地方自治之间的权力格局，为地方士绅主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具体措施。事实上，今日两广地区宗族、村社、乡里等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礼俗、信仰等民间文化，仍或多或少地遵循着《泰泉乡礼》之遗规。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泰泉乡礼》可以与现代治理需求相结合，为健全现代基层社会民主协调机制、建构和谐有序活力充沛的基层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传统智慧。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2GZGJ94）阶段性成果